两场战争之间的欧洲
欧洲并没有取代美国霸权的实力，也不看好任何其他国家成为新霸权。因此欧洲能做的，几乎只剩下加速“战略自主”——主要作为美国霸权的补充、有时作为美国霸权的缓冲，夯实自己在西方侧翼的地位。
三年前，当人们看到这个标题，想到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欧洲。
现在，人们想到的是欧洲同时面对的两场战争——乌克兰与中东。它们都发生在欧洲的家门口，都严重冲击欧洲的经济与社会，都严重动摇欧洲的安全与秩序。
去年10月底，欧盟外交负责人博雷利这样描述他两周前获知哈以冲突消息时的感觉：“2022年2月24日早上，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我也有类似的感觉。我们面临历史上的另一个决定性时刻，它给人类带来苦难，并将决定欧盟在未来数年的全球角色。”
两场战争已分别延宕两年和五个月，我们或许可以帮欧洲做个评估。
已避免最坏局面
欧洲未能转危为机，但也相形而动，勉力维护自己的价值观与利益。甚至可以说，欧洲当前的处境某种程度上是为避免更大困境不得已而为之。
▲2024年2月17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出席第60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发表讲话。
乌克兰危机爆发的第四天，俄总统普京就命令将“威慑力量”置入高度警戒状态，欧洲真切面临核战前景。乌克兰获胜符合欧洲长远利益，但避免战争外溢升级是欧洲最紧迫诉求。另一方面，欧洲也不希望看到俄罗斯大乱危及欧亚地区，这从欧方在瓦格纳兵变后的谨慎表态中可以看出。
因此，欧洲并不追求乌克兰速胜、完胜。乌克兰于前年秋季、去年夏季发起两次大规模反攻，如今战场陷入僵持。即便如此，在近日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总理朔尔茨仍不愿为乌提供金牛座巡航导弹（担心乌军攻击俄罗斯本土）。
除战术考虑外，还有两个因素影响欧洲“痛下毒手”。一是欧盟外交决策机制及欧洲各国的民主制度，二是欧洲军工生产能力。
在中东问题上，欧洲被边缘化程度更高。“反犹”历史和“恐穆”现状割裂了欧洲，作为中东最大援助方，欧洲未能在哈以冲突后发挥地缘政治作用。稳定地区局势的，归根结底仍是美国的军力——美国在中东部署的两个航母打击群及发起的“繁荣守护行动”（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
欧洲在中东有如下关切。一是避免难民涌入。2011年爆发的“阿拉伯之春”终于在2015年酿成欧洲难民危机，对此欧洲记忆犹新。二是避免中东、乌克兰甚至印太三大战区联动。欧洲没有军事资源来应对“第三次世界大战”。三是保障航道安全和自由贸易。
鉴于美国的作为满足了欧洲在中东的主要关切，欧洲很大程度上默许、配合了美国的行动。为了与美国的“繁荣守护行动”互别苗头，欧盟推出了自己的红海护航“盾牌”（Aspides）行动，但其实际效果是对美国行动的补充。
“路径依赖”的得失
昔日的成功变成今日的包袱，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欧洲当前面临的困境，是其昔日“成功”的复杂遗产所致。
发轫于冷战形成之初、加速于冷战结束之后的欧洲一体化，是欧洲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制胜法宝”，既是欧洲地区秩序的代名词，也是欧洲参与国际事务的力量源泉。但“两场战争”对欧洲一体化构成了挑战。
欧洲的地区秩序其实是个波浪式的层级秩序，由欧洲核心国家层层外扩。欧洲核心国家建立欧共体，欧共体再逐渐改变周边国家的性质（民主）、认同（欧洲认同）、行为（让渡主权），最终以入盟为手段，将其拉入“永久和平”体系。暂时未能入盟的，以入盟前景为标准分入各梯队，如“入盟候选国”“东部邻居”“地中海联盟”。俄罗斯、乌克兰以及中东，都在欧洲安全秩序的外环。“两场战争”凸显了欧盟影响力的边界。
然而，欧洲一体化并未遭根本否定。如果没有欧盟的“向心力”，乌克兰人根本没有心力来反抗俄罗斯。如果没有加入欧盟的前景，乌克兰的战后重建将成为巨大的难题——伊拉克、阿富汗的战后重建都是失败的。
如何对一体化遗产作梳理和扬弃，是欧洲政治家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欧洲政治共同体”（European political community），仅是一个开端。
另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是跨大西洋关系。
欧洲之所以能在战后专注于“和平与繁荣”，前提是美国提供了安全保护伞。欧洲付出的代价是承认美国霸权。而美国出现特朗普式领导人的可能，已经动摇了这个前提。
欧洲并没有取代美国霸权的实力，也不看好任何其他国家成为新霸权。因此欧洲能做的，几乎只剩下加速“战略自主”——主要作为美国霸权的补充、有时作为美国霸权的缓冲，夯实自己在西方侧翼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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